至此，村口大妈也会说这个结论我也能猜得到啊。

{6} (P23)而且，由于每个人的年龄与智力状况不同，个人权力之间的自然差异很大。然而，由于体制、制度和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公力不仅没有履行好保障与救济公民权利的应有职责，甚至还成为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这就决定了社会权力对权利保障与救济的必要。

{1}(P107)有的以知识分配为视角去理解社会权力，认为，知识的共同分配（shared distribution）赋予了一种完成常规（routines）和共同执行计划（projects）的能力，这是一种额外的行动能力，也就是社会权力。基于此，本人认为社会权力的性质既有公的一面，也有私的一面，具有公私二重性，完全将其归类为公共性权力或私性权力的范畴都是不严谨的，公私两个方面始终纠缠在一起，融入在社会权力的方方面面，并且相对而存在。因此，这些民间组织和群体也具有相应的公共性。而且，由于权力的私人本能性，导致了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就脱离了契约初始的个人控制，出现某种程度的异化。在西语中，与权力相对应的词是英语powerpower，其含义有二：一是能够做出某种行为的能力。

然而，如果对社会权力进行深入细致地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其次，人欲之贪婪决定权力的消极属性。[49] 科斯定理及其推论其实只是科斯方法的副产品。

但是，此时的科斯世界或韦伯世界已经不再是两条单薄纤细的向量线段[24]，而是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世界。因为法治一经取代自然状态，取代自然状态的争夺成本就沉没为了历史成本。仍然要再加强调的是，对于上述四种界权原则的归纳，旨在澄清理论和便利实践，而不是成为教条。应当在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之间作出比较。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法律过程被纳入到经济效率的考察范围，原本作为外在于市场并作为交易起点的法律界权[17]，现在也需要另一个起点。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方式，是首先从生产阶段中区分出交易阶段，从而将市场交易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纳入经济过程的考量范围，增添零交易成本假设。

限于篇幅和能力，本文仍然是在科斯定理这一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展开有关讨论，并且仅仅考察法律界权对其自身以及市场交易的效率影响。后一选择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进入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失去法定权利。[8]See，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C o 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supra note [4]，p. 10. [10]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3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8（Oct.，1960），p.8. [11]关于自由市场的法治前提，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中早已提出。把（F- 4）代人（F-1）中，得到洛克函数的一个变形：对比科斯函数（F-3）和洛克函数的变形（F-5），可得三组等式如下： 三组等式依次揭示了科斯定理的一系列理论局限。

有待回答的问题在于：一是，究竟什么情况下法律界权对市场交易的替代才是有效率的。[28] 这样，从零界权成本假设出发，借助霍布斯条件剔除争夺成本的系统影响，我们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推进到了法律与市场并存的洛克世界。因为未能解释的影响因素越大意味着理论本身解释的能力越低。这四个原则要比科斯定理及其推论更可能妥善地指导法律实践。

[36]如果交易的最终收益低于这一租值，便是议价失败的无效率（库特）、租值消散（张五常）或者无谓损失（埃里克森）。同时，交易成本和界权成本也很可能存在一个消长关系（tradeoff）：因为随着交易成本的升高，法律界权总是可能成为市场交易的替代机制，而随着界权成本的增大，市场交易也总是有机会放逐法律界权。

这种情况下适用的界权原则，是科斯定理的法律经济学推论，即模拟市场和最小化交易成本。也正是因为没有一目了然的指导原则，才需要真正细致严谨的理论分析。

[45]参见桑斯坦：《就事论事》，泮伟江、周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9页。这一消长关系意味着，交易成本过高的准确含义应当是：交易成本效应（β1C1）明显高于界权成本效应（β2 C2）。因而总体来说，资源处置就是在市场交易和法律界权之间循环流转，有时通过市场交易的半环，有时经由法律界权的半环。通过不同社会福利函数的构造和比较，可以从理论上揭示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理论偏差，并且修正和重构法律经济学的界权原则。【关键词】法律经济学。科斯方法的基本特点，是着手于替代选择的成本比较而放眼于社会总体的效率考察。

一方面，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交互效应（interaction effect）。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具有面对二维世界时一览无余的全息图景，不再能够得到研究对象的相同图像，而是只能观察到基于特定视角的特定景象。

进而β1和β2作为交易成本与界权成本对社会福利产生的不同影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界权成本的影响权重可能受到交易成本权重变化的影响，反之亦然。三、洛克福利函数：一个理论描述 因此，在反思科斯定理的理论偏差和修正法律经济学的界权原则之前，我们需要为包含了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洛克世界，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描述。

但是，如果这一过程周而复始，循环不休，那么所有成本就全都必须考虑在内。三类处置机制对应着三种处置手段：强权（或者说自然权利）、权利（或者说法定权利）和价格（或者说交易权利），以及相应的三种处置成本：争夺成本（war cost）、界权成本和交易成本。

[11] 这意味着，如果经济运行不可避免要产生争议，完整的经济世界就必然是一个三方世界。他眼中没有个人，有的只是配置资源的不同制度安排。经济过程中交易与争议共生的内在性质，决定了这个三方世界不能再做化简，不能化约为一个更为简单的双方世界，否则就会错失对于真实世界的真实理解。我们最终遵循的，只能是那个与岁月一样古老的规条：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

[50]参见波斯纳：《超越法律》，同前注[39]，第116页。本文提供的竞争性视角，是将法律和市场共同纳入研究视域。

C1代表交易成本，C2代表界权成本。这同样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忽略界权成本的结果是错估了交易成本对于经济效率的意义，错估了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错估了市场本身的力量。

五、界权原则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对科斯偏差的批判，意味着对基于科斯定理的法律经济学界权原则，作出修正和重构。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而且只要生产效率不是一成不变，这一过程就会生生不息。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的研究[15]，是从私人双方的交易成本出发，考察法律对于节省交易成本的可能作用，那么法律经济学基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应当从公共权威的界权成本出发，重新审视规则选择对于界权、交易乃至生产的经济效应。摇摆观点的背后是他一以贯之的思考方法：所有替代方案都有成本。成本的飞流直下成就了价格的节节攀升：界权成本越低就越是容易以权利取代强权，而交易成本越低就越是容易以价格改变权利。

理论上所能构想的一个不可再分的最小规模的经济世界，既不是鲁滨逊式的单方世界，也不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化简的双方世界，而是一个包含了交易双方和中立裁决者的三方世界.即完整的经济世界除了交易或争议的私人双方，还有一个独立于两者的公共第三方。[24]关于所谓科斯世界和韦伯世界的经济结构，参见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同前注[11]。

只不过，此时的理论框架就必然要从前自然状态中获得初始位置，那将是一个哲学或者神学的工作了。因为这类案件既然是无论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还是法律（界权成本过高）都难以解决的烫手的山芋，法律是否接手以及接受之后如何处理，都必须小心斟酌，审时度势。

考虑到交易成本对界权成本的影响权重（γ1）很可能是正向的，也就是说，界权成本通常会随着交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比如前文所举的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易于出现缔约事故的例子，因此忽略界权成本的科斯定理易于高估市场的作用。最终，所有制度都有待完善，而所有改革都会产生进步，成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改革者的意识形态。